“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

“彩陶之路”是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以陕甘地区为根基自东向西拓展传播之路，也包括顺此通道西方文化的反向渗透。“彩陶之路”从公元前4千纪一直延续至前1千纪，其中又以大约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300年四波彩陶文化的西渐最为明显。具体路线虽有许多，但大致可概括为以青藏高原为界的北道和南道。“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对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彩陶之路”最早是1960年由李济提出[1]，用来概括安特生“仰韶文化西来说”或者“彩陶文化西来说”[2]。实际李济一直怀疑这样一条从西而东的“彩陶之路”的存在[3]。裴文中早在1942年就指出新疆彩陶较黄河流域彩陶晚，同样怀疑“彩陶文化西来说”[4]，但却提出存在史前时期“丝绸之路”的观点[5]。1965年，苏秉琦指出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彩陶文化在甘肃境内的移动方向是自东向西而非相反[6]。1978年，严文明理清了甘肃彩陶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流变，清楚地展现了彩陶文化自东向西渐次拓展的生动图景，澄清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谬误[7]。1982年，陈戈指出新疆彩陶东多西少、东早西晚的现象，显见彩陶流播主导方向是“西去”而非“西来”[8]。近些年“彩陶之路”一词已变为早期中国文化向西拓展之路[9]。

本文所谓“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指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者“早期中国文化圈”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时间上限大致在6000BC“早期中国文化圈”雏形形成以后[10]，下限止于公元前后丝绸之路的正式开启。高峻的青藏高原使得早期的中西交流绕道南北，其南为南道，其北则为北道，当然这个广义的南道和北道本身又分许多支线(图一)。本文拟对中国彩陶以陕甘地区为根基自东向西的拓展传播路线做进一步梳理，兼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问题。

图一 “彩陶之路”示意图

一、彩陶文化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远距离迁徙奠定了现代人类及其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新石器时代大范围的人类迁徙和文化交流继续存在，而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自东向西的拓展渗透，以及西方文化顺此通道的反向流播，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陕甘地区最早的彩陶文化是分布于渭河和汉水上游的白家文化[11]，年代大致在5800～5000BC之间，西缘达甘肃中部[12]；其部分陶器饰有简单的红彩，是中国最早的彩陶文化之一，也是陕甘地区最早的以农业为主体的文化。继之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零口类型和半坡类型早期，年代约在5000～4200BC之间，流行直线几何纹和鱼纹黑彩，分布范围局限在陕西，西缘向东略有退缩。至约4200BC进入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晚期，即所谓史家类型阶段，彩陶出现圆点勾叶三角纹、豆荚纹等新元素，其西缘又西进至甘肃中南部，西南部已至甘陕川交界的陇南一带[13]，西北可能已延伸至河西走廊东缘[14]。约4000BC进入仰韶文化泉护类型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其西缘仍主要局限在甘肃中南部[15]。

二、彩陶文化第一波西向扩展

以彩陶为代表的农业文化的第一波西向扩展，始于约3500BC稍前的仰韶文化泉护类型晚期，盛于约3500BC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形成以后，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南北分道扬镳的趋势。

图二 彩陶第一波西向扩展

1、3、4．胡李家(H14∶2、T1②∶1、采∶4) 2．阳洼坡 5．波西(G1∶4)

北道：泉护类型晚期和石岭下类型遗存西北向抵青海东部的民和、互助、循化，以及甘肃古浪一带，以民和胡李家遗存[16]、阳洼坡遗存[17]为代表。彩陶除占据主体的黑彩外还出现个别红或赭彩，有的施红色或橙黄色陶衣；图案除弧边三角、圆点勾叶、弧线外，还多见网格纹和成组线条，以带锯齿或不带锯齿的大“X”形图案颇具特色；基本题材、构图方式与前虽未大变，但趋于繁复细致，同石岭下类型已很接近(图二，1～4)。

南道：泉护类型晚期和石岭下类型遗存西南向到达白龙江和岷江上游地区，见于四川西北部茂县波西[18]、营盘山[19]和汶川姜维城[20]等遗址。彩陶主要为弧线三角纹、平行线纹等黑彩(图二，5)。

无论是北道还是南道，这时的彩陶风格都已经与关中出现一定差异，其繁缛趋势和关中东部的简化衰落形成鲜明对照。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此时中原核心区(晋南豫西)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正趋于没落，已经难以向周围施加强力影响，仰韶文化的统一性大为削弱；二是青海、四川与中原相距遥远，难以保持持续性交流；三是当地可能存在从事狩猎、采集经济的“中石器时代”文化，这些土著文化因素会部分融合于彩陶文化中，促使其发生变异[21]。

三、彩陶文化第二波西向扩展

以彩陶为代表的农业文化的第二波西向扩展，开始于约3000BC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形成以后。大体仍分南北道，其中南道又可分两条支线。

图三 彩陶第二波西向扩展

1、2． 塔儿湾( F10∶22、F102∶1) 3～8．宗日( M295∶1、M198∶15、M198∶10、M157∶1、M192∶2、M159∶12) 9～12．营盘山( H12∶5、H8∶2、H8∶4、H8∶1)

北道：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从甘肃中部向青海东北部和河西走廊长距离扩展，见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22]和甘肃武威塔儿湾[23]、酒泉照壁滩[24]等遗址。彩陶基本都是黑彩，内外兼施、构图复杂、线条流畅，流行成组弧线或直线、同心圆圈纹、波纹、涡纹、网纹等图案，还发现多人舞蹈纹彩陶(图三，1、2)。2500BC以后，在这些地区出现以乐都柳湾“半山类型墓葬”[25]、永昌鸳鸯池早期墓地[26]等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遗存。这些马家窑文化遗存——无论是马家窑类型还是半山类型，都只是在甘肃中部同类遗存基础上稍有变异。

南道北支线：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拓展至青海东部的共和盆地形成马家窑文化宗日类型，以同德宗日一期遗存为代表[27]。陶器主要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泥质红陶，饰黑彩，器类、彩陶图案和风格基本同于甘肃中部马家窑类型；还发现饰有多人舞蹈纹、二人抬物纹彩的盆(图三，3～8)。第二类为质地粗糙的夹粗砂褐陶，有的施紫红色彩，有鸟纹、折尖三角纹、折线纹图案，线条生硬，当为土著因素。半山类型形成后，共和盆地仍为马家窑文化宗日类型，陶器仍明显分为两大类。

南道南支线：在四川西北部的茂县波西、营盘山和汶川姜维城等遗址，分布着较为丰富的有一定地方特点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遗存(图三，9～12)，这当是在前一个时期当地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基础上的继续发展，但必定离不开与甘肃中南部地区的密切交流。约2500BC以后，在甘肃中部文化发展为半山类型并向西偏北方向扩展的同时，川西北地区马家窑类型及其后继者继续向西南方向渗透，沿着四川盆地西缘渗透到云南北中部。四川汉源麦坪[28]和云南永仁菜园子[29]、大理银梭岛一期遗存等[30]，其罐、瓶、钵等器类，绳纹、花边特征，以及带孔石刀(有的双孔凹背)、长体锛凿等，都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有若干联系，当然刻划、戳印、篦点几何纹的流行又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点。由于云南等地这类遗存中已经基本不包含彩陶，因此只能算彩陶文化影响之余绪。

四、5000年前的中西文化交流南道

以彩陶为代表的农业文化第二波西向扩展进程中最可注意者，是其通过南道向西藏乃至于克什米尔地区的长距离渗透。

以西藏昌都卡若遗存为代表的卡若文化[31]，年代上限大致在3000BC[32]。其早期的高领罐和敞口盆等主要器类，与马家窑文化宗日类型早期的宗日式陶器形态较为接近，如同样流行假圈足，见少量黑彩，常见与后者彩陶图案类似的折线纹、网格纹、附加堆纹等；其他如有孔刀(有的凹背)和长体锛、凿等磨制石器，半地穴式房屋，以及作为家猪和农作物粟等，也彼此近似。而以上文化特征同样与川西北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存在关联，这种关联当为通过川西来实现：在四川丹巴罕额依一期见有绳纹平底瓶、黑彩彩陶、穿孔石刀、石锛等，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晚期时代相当或稍晚[33]。或者卡若文化就是青海东部和川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共同西向推进并与当地无陶传统融合的结果；如果马家窑文化属较早的氐羌族系，则卡若文化就是一种“吸收了西北氐羌系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34]。需要指出的是，卡若文化或类似遗存可能已经分布至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东南部甚至锡金。西藏当雄加日塘出土的饰刻划、戳印几何纹和附加堆纹的陶片[35]，林芝和墨脱发现的石刀、长体石锛、凿，以及陶片等[36]，都与卡若文化接近。再向南，在锡金北部也见有包含刀、锛、凿等磨制石器的遗存[37]。

令人称奇的是，克什米尔地区的布尔扎霍姆(Burzahom，也译作布尔扎洪)一期乙段遗存竟然也与卡若文化有许多近似之处。1972年，穆加尔和哈利姆根据克什米尔地区布尔扎霍姆文化与中国黄河流域文化的相似性，提出其为仰韶文化传统西向传播的结果[38]。1982年，迪克希特提出这种相似性是由于龙山文化的南传，而传播路线可能是将吉尔吉特河流与新疆联系起来的一系列山口[39]。霍巍则认为其与卡若文化更为相近[40]。仔细观察，布尔扎霍姆一期乙段遗存和卡若文化均以泥条筑成法制作的粗灰陶器为主，褐陶其次；器类都是小口高领罐壶类和平底盆钵类；口沿外贴边、领身部箍附加堆纹、假圈足、底部见编织纹印痕等特征也都彼此类似；都流行形态近似的双孔或单孔石刀(爪镰)，磨制的长体石斧、锛、凿等，尤其凹背石刀更是神似(图四、五)；都居住在木柱撑顶的半地穴式房屋当中。如此多的共性，只能用相互间存在关联来解释。由于这些因素在布尔扎霍姆一期中都是突然出现，且其绝对年代不早于卡若文化(布尔扎霍姆遗址第一期甲、乙、丙3段的绝对年代，分别约为3000～2850BC、2850～2550BC、2550～1700BC)[41]，因此推测其与卡若文化传统沿着喜马拉雅山南缘的长距离西向渗透有关。当然二者间也还存在很多差别，如布尔扎霍姆一期乙段陶器素面为主，房屋地穴较深，家畜、作物为羊、麦；而卡若文化陶器流行较复杂的刻划、戳印几何纹，房屋浅穴并多以石块为原料，家畜、作物为猪、粟。可见卡若文化只是影响到布尔扎霍姆文化的某些方面，并且当有其他中间环节。

图四 布尔扎霍姆一期乙段、卡若早期、宗日早期、营盘山遗存陶器比较

1～6．布尔扎霍姆 7～9．卡若(F9∶126、F17∶89、F3∶298) 10～12．宗日(M43∶2、M273∶2、M158∶1) 13～15．营盘山( T12⑤∶36、H12∶5、H3∶35)

图五 布尔扎霍姆一期乙段、卡若早期、营盘山遗存石刀比较

1、2． 布尔扎霍姆 3、4．卡若( F8∶69、F19∶26) 5、6．营盘山( H17∶6、T11①∶3)

虽然上述早期文化交流南道的主导方向是西向，但也不是没有文化因素顺此通道东向传播的可能。比如马家窑类型和宗日类型的舞蹈纹类题材就广见于9000～6000BC的近东和东南欧地区[42]，而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的青铜刀[43]，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的家羊等(曾在属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的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发现多件羊卜骨，在天水师赵村五期墓葬中有以羊肩胛骨随葬习俗，说明5000多年前甘肃中南部地区不但养羊，而且已经深入宗教领域)[44]，或许也都与西方存在关联，而东传的可能路线之一就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南道。

五、彩陶文化第三波西向扩展

以彩陶为代表的农业文化第三波西向扩展，开始于约2200BC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形成以后，主要是沿着北道河西走廊继续西进。至于河西走廊以东的齐家文化，其少量彩陶主要承袭自马厂类型。

图六 彩陶第三波西向扩展

1、4．二道梁(87JE－044、87JE－046) 2．砖沙窝(JZH－A003) 3．金塔县文化馆藏品(JZH－A002) 5～9．干骨崖(M85∶2、M84∶1、M40∶2、M32∶1、M93∶1、) 10～14．天山北路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西端抵达酒泉，至马厂类型时已推进至敦煌。河西走廊最西端的马厂类型遗存年代总体比东部遗存晚，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偏早以酒泉照壁滩和敦煌西土沟遗存[45]为代表的马厂类型晚期遗存，彩陶较少且构图简约，多见直线网格纹，不见内彩。偏晚为酒泉干骨崖、西河滩[46]、金塔二道梁、砖沙窝[47]等遗址所见“过渡类型”[48]，实属马厂类型末期；彩陶在颈部绘菱格纹、倒三角网格纹，腹部多绘垂带纹、成组折线纹(图六，1～4)。这两期遗存地方特色浓厚，应为在当地半山类型基础上，继续接受河湟地区大量影响而形成。值得注意者，是这时马厂类型可能已经抵达新疆东部，因为在新疆哈密天山北路遗存中包含双耳菱格纹彩陶罐等马厂类型式彩陶[49]。

约1900BC以后，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和新疆东部差不多同时出现面貌近似的四坝文化和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四坝文化以甘肃山丹四坝滩遗存为代表[50]，包括玉门火烧沟[51]、酒泉干骨崖遗存[52]等。彩陶多为彩绘(出窑后绘制)，一般为紫红陶衣上绘浓黑彩，纹样有平行横带纹、折线纹、菱格纹、棋盘格纹、三角纹、网格纹、垂带纹、卷云纹、回形纹、连弧纹、圆点纹、变体蜥蜴纹、手印纹等，还有倒三角形上身的人形图像，主体来源于马厂类型(图六，5～9)[53]。哈密天山北路文化以哈密天山北路墓地为代表[54]，彩陶发达，主要为黑彩，有网格纹、菱格纹、垂带纹、“Z”形纹、手形纹、叶脉纹等图案，特别是也有男、女人像图案。作为主体的单耳罐、双耳罐类陶器，流行垂带纹、网格纹、菱格纹、手形纹等图案的黑彩，特征与四坝文化陶器接近，其祖源在河西走廊(图六，10～14)[55]。

在这一波彩陶文化西进的同时，明确有大量西方文化因素顺此通道东渐。上述四坝文化和哈密天山北路文化中的弧背刀、剑、矛、有銎斧、锛、凿、锥、镰、镞、镜、耳环、手镯、鍑、铃、牌、泡、扣、珠、管、别针等大量青铜器，以及哈密天山北路文化中的饰横向折线纹或竖列折线纹彩的双贯耳筒形罐，都主要源自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影响还不止于此，而是继续向东渗透，对大体同时的晚期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当中同类青铜器出现和半农半牧特点的形成，甚至对二里头文化青铜文明的兴起，都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作用[56]，从而促成中国大部地区进入青铜时代。

六、彩陶文化第四波西向扩展

彩陶文化第四波西向扩展，开始于约1300BC焉不拉克文化形成之后，主要通过北道长距离西传。至于甘青等地的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诺木洪文化等，包含彩陶已少，且基本都是在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彩陶传统上发展而来；除诺木洪文化扩展至柴达木盆地外[57]，其主要分布区域并无显著扩大。

焉不拉克文化分布在新疆东部哈密盆地和巴里坤草原，以哈密焉不拉克遗存为代表[58]。流行红衣黑彩彩陶，多波纹、垂带纹、多重鳞纹、“S”形和“C”形纹等弧线纹饰。该文化是在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的基础上接受其他文化影响发展而成。焉不拉克文化出现以后，对当时天山南北“高颈壶文化系统”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其高颈壶、弧腹杯、弧腹钵、豆、直腹杯、直腹筒形罐等彩陶因素渐次西传，导致新疆中部自东而西形成苏贝希文化[59]、察吾呼沟口文化[60]、伊犁河流域文化[61]等一系列彩陶文化，察吾乎沟口文化晚期向南已经扩展到塔里木盆地南缘[62]。这些文化总体特征近似，但也存在小的差异，如苏贝希文化和焉不拉克文化一样流行红衣黑彩彩陶，察吾呼沟口文化彩陶多为白地红彩，而伊犁河流域文化黑彩和红彩平分秋色(图七)。

图七 彩陶第四波西向扩展——“高颈壶文化系统”典型陶器

1～6．焉不拉克(M2∶3、M40∶4、M75∶14、M75∶16、M75∶20、M4∶1) 7、8、11．洋海二号墓地(M242∶2、M220∶2、M2205∶5) 9．艾丁湖(M48∶1) 10、12．洋海一号墓地(M43∶2、M105∶2) 13、15～17．察吾呼沟四号墓地(M156∶16、M237∶2、M185∶3、M20∶15) 14．察吾呼沟二号墓地(M223∶24) 18．奇仁托海(M97∶2) 19、20．穷科克(M4∶1、M9∶1)

楚斯特文化于公元前2千纪末期和第1千纪初期分布在费尔干纳盆地[63]，有一定数量的红衣红彩陶器及其网格纹、菱形纹、菱形棋盘格纹、三角纹等图案，钵、单耳杯、单耳罐、双耳罐等器类，均与察吾呼沟口文化相似(图八)。由于前者的彩陶与早先的纳马兹加文化Ⅰ－Ⅲ期彩陶存在很大缺环，而后者的彩陶则上承甘青文化系统，有着完整的演变序列，故推测察吾呼沟口文化曾对楚斯特文化产生过强烈影响。

随着此时彩陶文化的进一步西渐，更多种类的工具、武器、马器、装饰品等青铜器，甚至少量刀、剑、镞、锥等铁器，顺此通道传入新疆，并进一步渗透到青海、甘肃等中国西部地区，使得中国西部在1000BC以前就进入早期铁器时代[64]。

图八 新疆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与楚斯特文化陶器比较

1～4．楚斯特文化(3为费尔干纳，余为舒拉巴沙特)5、6、8．察吾呼沟口文化(哈布其罕二号墓地M3∶2，察吾呼沟四号墓地M101∶2、M66∶2) 7．伊犁河流域文化(穷科克M39∶1)

七、结语

仰韶文化雄踞中国腹心地区，彩陶盛行的仰韶前期长达1500年(公元前5000～前3500年)之久，实际是当时“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国”的核心所在[65]。中国西部甘肃、青海、四川、新疆甚至西藏此后绵长延续的彩陶文化，都以仰韶文化作为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彩陶的西传实际就是早期中国文化的西传。仰韶文化等彩陶文化，以黄土高原为基础，本质上是“黄土的儿女”[66]所创造的一种旱作农业文化。在彩陶向西扩展的过程中，虽然会随着时地变化而程度不同地增加畜牧狩猎甚至游牧成分，但却始终保持农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彩陶的西传实际就是早期中国旱作农业文化的西传，反映的似乎是一些眷恋黄土的早期农民接力赛式西行而寻找新家园的景象。如果陕甘地区彩陶文化总体上属于羌人文化，则羌人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概括起来说，“彩陶之路”就是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以陕甘地区为根基自东向西拓展传播之路，也包括顺此通道西方文化的反向渗透。“彩陶之路”从公元前4千纪一直延续至前1千纪，其中又以大约3500BC、3000BC、2200BC和1300BC四波彩陶文化的西渐最为明显。具体路线虽有许多，但大致可概括为以青藏高原为界的北道和南道。通过这些路线，源自中国腹地的彩陶等旱作农业文化因素渐次西播，西方的麦、羊、马、车以及青铜器和铁器冶炼技术等逐渐渗入中国广大地区，由此还可能引发早期中西方思想观念方面更深层次的交流。总之，“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对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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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建业）

（来源：文博研习社）